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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浙江会稽（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书法家，素有“民国七贤”之誉，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称“新儒家三圣”）。通英、法、日、德、西班牙、拉丁、梵文等多种文字，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曾翻译《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籍；在古代哲学、经学、文学、佛学上均造诣精深；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而自成一家，于艺术和教育领域均有卓越成就，所撰文章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民国时期，曾应蔡元培之邀，短暂赴教育部任秘书长一职，以及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未成）。建国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以及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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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语

马一浮先生素有“现代三圣”、“民国七贤”之誉，其一生在学术上建树极大。他通英、法、日、德、西班牙、拉丁、梵文等多种文字，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亦深研国学经典、会通儒佛，对儒家“心性”“义理”之学颇有发展。梁漱溟称之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彼时因战乱迁徙至江西泰和）开设“国学讲座”，提出其著名论断“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之教，随之成为马一浮在学术与教育上的核心主张。他以“六经”为“六艺”，在讲学中言：“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进而认为，在社会不平、以邻为壑的国际局势中，惟有“六艺之学”，方为安顿人心、消除国族纷争、促进世界美善之根本归宿。是故，“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马一浮的“六艺”之教，或者说其“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论断，包含三重意旨。其一，就中国古典知识体系而言，六艺统摄诸子与四部。其二，就儒家的“成人”之教而言，六艺统摄于人心，能使外在于“我”的经典之学、知识之教，转化为内在于“我”的“仁心”省悟，从而使人成就性德、由“仁”行“道”。其三，就不同知识类型与系统而言，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亦即，意在使人发显“仁心”、“变化气质”的“六艺”之教，亦当统摄以客观理性、知识分科为特征的“西学”体系。这便是本文的核心主张——“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尽管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马一浮的“六艺”论难免偏颇，也因此自提出后即常受批评。但在马一浮这里，提倡“六艺”之学，并非主张一门学问，而是意在借由“六艺”通达于“道”，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理想和教育理想。进一步说，马一浮的“六艺”之教实为一种“内圣”之学，故而与专门的知识或科学明显不同，其重心在于以“知”通向人的内在“心性”，恢复人的“本然之善”。也正基于此，亦即对“道”或普遍之“美”“善”的追求，使其在“致知”与“为学”层面，注重通达于“心”的“统摄”和会通，而非着眼于“身”或客观世界的知识分科、学术分类。这也是马一浮对西方学科分类原则下的科学发展与知识教育颇有批评的缘由：使人局限于特定领域而不能把握整体，乃至沉迷于形下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了人之内在心性。他甚至认为，西方学术制度中的知识门户之分、类目之隔，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人心之“私”，并进一步带来“己心”与“他心”、人心与世界的隔绝。而“六艺”之教则正与之相反：从“人心同然之理”出发，以“心之全德”感通“宇宙万物”之“理”，进而于“天理流行”之根本处，促进“世界之美善”。

沿此思路而来，不难看出，马一浮强调“统摄”与会通的“六艺”之学，其根本意图在于导向一种具有“普遍真理”之意的“道”。进一步说，在面对何以“成人”的教育理想时，马一浮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借由“普遍真理”和超越价值，实现“完全人格”之养成，进而通向具有“公共心”以及对国家社会“可以担当大事”之人的塑造。更重要的是，其“上达”“圣人之道”的“六艺之学”，尽管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蕴含“发扬民族精神”之本心，却并非民族主义的，而更携有重塑人类文明道路的理想，“不独望吾国人兴起，亦望全人类兴起。”换言之，马一浮着力以“六艺之教”所保存与发展的人之“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之内在本性，不仅导向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身心安顿，更导向国族纷争之消除、世界美善之完成。

以上为本文的相关背景与内容延伸。本文录自马一浮《泰和会语》。

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

文｜马一浮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起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董生曰：“不明乎《易》，不能明《春秋》。”如今治社会科学者，亦需明自然科学，其理一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今人以数学、物理为基本科学，是皆“易”之支与流裔。以其言，皆源于象数。而其用在于制器。《易传》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凡言象数者，不能外于“易”也。人类历史过程，皆由野而进于文，由乱而趋于治。其间，盛衰兴废、分合存亡之迹，蕃变错综。欲识其因应之宜、正变之理者，必比类以求之，是即“春秋”之比事也。说明其故，即“春秋”之属辞也。属辞以正名，比事以定分。社会科学之义，亦是以天道名分为归。凡言名分者，不能外于“春秋”也。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经济法律统于“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者，“乐”之遗。唯物者，“礼”之失。凡言宇宙观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观者，皆有“春秋”之意。但彼皆各有封执，而不能观其会通。庄子所谓“各得一察焉以自好，各位其所欲以自为方”者，由其习使然。若能进之以圣人之道，固皆六艺之材也。道一而已，因有得失，故有同异，同者得之，异者失之。《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夫何隔碍之有。克实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于六艺也。故曰：“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因其心智有明有昧，故见之行事有得有失。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彼虽或得或失，皆在六艺之中，而不自知其为六艺之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此之谓矣。苏子瞻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岂不信然哉！学者当知，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唯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知四海皆准，所以至高。唯其为现在人类中尚有多数未能了解，“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特殊。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圣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诸君勿疑此为估价太高，圣人之道实是如此。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着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诸生当知：六艺之道是前进的，决不是倒退的，切勿误以为开倒车；是日新的，决不是腐朽的，切勿误为重保守；是普遍的，平民的，决不是独裁的，不是贵族的，切勿误为封建思想。要说解放，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说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说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诗》教主仁，《书》教主智，合仁与智，岂不是至善么？《礼》是大序，《乐》是大和，合序与和，岂不是至美么？《易》穷神知化，显天道之常，《春秋》正名拨乱，示人道之正，合正与常，岂不是至真么？诸生若于六艺之道，深造有得，真是左右逢源，万事皆备。所谓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更无有一事一理，能出于六艺之外者也。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长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室，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自愚而可哀？诸生勉之，慎勿安于卑陋，而以经济落后为耻，以能增高国际地位，遂以为可矜。须知今日为头等国者，在文化上实是疑问，须是进于六艺之教，而后始为有道之邦也。不独望吾国人之兴起，亦望全人类兴起，相与坐进此道。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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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复性书院”旁与助手詹允明（前排右二）等合影，照片题字者为当时“复性书院”学生王伯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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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三圣”，从左至右：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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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周恩来总理陪前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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